“江口沉银”背后 大西王的财富迷局 | 川商智库
从清顺治三年(1646年)到2017年，在长达370多年的时间里，“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的民间传说，正史、野史、文集、方志众说纷纭;官方或不屑一顾，或重点发掘;世人或明挖，或暗盗；从文字记载到实践探索，或虚或实，或假或真；或异口同声，或争论不休，整得沸沸扬扬，加之确实有珍贵文物陆续出水，更加大了世人认知和破解明末农民军领袖、大西国皇帝张献忠在江口沉溺金银珠宝(简称“江口沉银”)谜团的难度。
3月20日，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发掘工作。
重庆失守
大西政权在四川逐渐失去控制能力
据有关文献记载，大西国皇帝张献忠既是“江口沉银”的主角，又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特别是民间对张献忠“剿四川”杀人无数的传说，更加为“江口沉银”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张献忠“江口沉银”的缘由、遗址等相关问题，一直是民间争论的焦点。其实，张献忠(1606——1647年)在成都的时间比较短，崇祯三年(1630年)在陕西米脂起义，是与李自成齐名的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1644年，张献忠率部攻破成都，建立大西国政权。
1645年，发生在重庆的一场战争改变了张献忠“僭位之初，假施仁义，以博民心”的想法，因明总兵曾英击败大西军守将刘廷举部，攻占了重庆，张献忠派大将刘文秀率几万士兵反攻重庆，又被曾英部击退。重庆失守，对张献忠而言，是一次军事上的重大失败。
1646年，大西政权在四川逐渐失去控制能力，只能把兵力集中在成都附近，这也在民间形成了“江口沉银”的传说。
1647年1月2日，张献忠在西充县凤凰山被流矢击中而亡。
金发簪。
金耳环。
金戒指。
张献忠“被迫沉船”
所掠金玉珠宝及千百银鞘悉沉水底
近代研究张献忠的专家，首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已故研究员王纲先生。王纲先生站在社会科学的角度，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研究张献忠。50多年来，他推出了许多研究张献忠的学术论文及专著，成果颇丰。特别是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在《张献忠彭山县江口沉银考论》一文中，系统地回答了“江口沉银”的相关问题。
王纲先生认为，“江口沉银”主要有张献忠“主动沉银”和“被迫沉银”两种可能，无论是“主动沉银”还是“被迫沉银”，都说明张献忠“江口沉银”确有其事。总体而言，王纲先生偏向于张献忠“被迫沉船”，即张献忠的农民军在江口被杨展战败后，眼看船只被焚烧，从而被迫下令沉船，这也是兵家常识。
据笔者调查，“江口”位于眉山市彭山区，府河与岷江交汇处称为“双江口”，从彭山城区出发，过岷江一桥约1.5公里的江段即进入双江口，双江口至今仍保留着因张献忠沉银而得名的地标——存(沉)银湾，“江口沉银”就是指张献忠在府河与岷江交汇后的这一段岷江。
据王纲先生考察，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张献忠早有精心策划，组船沉银于江口。当时战乱亲历者杨鸿基在《蜀难纪实》中所记载的“献忠自知不厌人望，终无所成，且久贼之无归也，思欲挟多金，泛吴越，易姓更名，效陶朱之游。于是括府库民兵之银，载盈百般，顺流而东，至彭山之江口，初心息变，乃焚舟沉镪而还”，是可靠的。曾在张献忠农民军中服役，并在大西国掌管行政财粮户口及法制大权的欧阳直，所著《蜀乱》(又名《欧阳氏遗书》)中记载，张献忠农民军将这些金银珠宝“收齐装以木鞘箱笼，载以数十巨舰，令水军都督押赴彭山之江口沉诸河”中。
王纲先生认为，欧阳直记载张献忠曾经沉溺金银珠宝于彭山江口也是可信的，但张献忠并非主动沉银。
据王纲先生考察，张献忠的农民军在江口被杨展战败，被迫沉银而逃，这也是王纲先生的基本观点。持此说的野史、方志甚多。曾亲自组织“飞来营”与张献忠大西农民军作战的四川新繁县人费密著《荒书》说“献忠尽括四川金银作鞘，注彭山县江口，杨展先锋见贼焚舟，不知为金银也。其后渔人得之，展始取以养兵。徐鼒的《小腆纪传补遗》和乾隆四川丹棱进士彭遵泗的《蜀碧》等均记载张献忠农民军在彭山县江口与杨展作战，船被焚沉之事：(顺治三年)秋七月，张献忠闻杨展兵势甚盛，大惧，率兵三十余万，载金宝千艘，顺流东下，与杨展决胜负于彭山江口，拟乘势山峡，变姓名，作鉅商。张献忠的战船，首尾相衔，骤不能退。风烈火猛，势若燎原。展急登岸促攻，枪铳弩矢，百道俱发，贼舟尽焚，士卒糜烂几尽。所掠金玉珠宝及银鞘数千百，悉沉水底。士卒辎重丧亡略尽，张献忠复奔还成都。
考古工作人员在发掘现场展示刚刚出水的金饰文物。
金银珠宝三大来源
战利品、收缴藩王财产以及征收税银
据王纲先生考察，江口沉溺的金银珠宝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首先是张献忠的农民军在十多年起义战争中大量缴获的战利品。张献忠从崇祯三年(1630年)在陕西发动米脂十八寨起义以后，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先后转战秦、晋、豫、皖、湘、赣、楚、蜀等十多个省，破黄陵，擒藩王，缴获了大量金银珠宝战利品。这些金银珠宝除在作战中开支、赈济百姓等花去了部分外，其余均携至成都存储。
其次是收缴的明蜀王朱至澍及四川宗藩、官僚的财产。张献忠攻入成都后，收缴了其富与秦藩、楚藩齐名天下的蜀王朱至澍及有关宗藩、官僚的财产。
再次是向富民、大贾征收的税银。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的同时，“籍富民大贾。饬各州郡籍境内富民大贾，勒输万金，少亦数千金”。张献忠从以上三个方面集中到成都的金银珠宝确实是很多的。加上张献忠的农民军纪律十分严格，“禁人带藏金银，有即赴缴”。“小卒掠得金银，悉献主将，不许私匿”。由于农民军一切缴获都要归公，由统帅部统一管理，所以，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时，曾于(成都)前门外，铺簟满地以收之……金银山积，收齐装以木鞘箱笼，载以数十巨舰(据笔者调查，江口一带老百姓流传张献忠沉银24船)。
2005年4月20日，彭山县江口镇老虎滩出水银锭上铸有“崇祯十六年八月纹银五十两”字样，以及包装银锭的青冈树木鞘。据王纲先生考证，当时一两银子可以买两石多稻谷(约500多公斤)。而一锭五十两的纹银，相当于一个中小地主一年的租谷收入。装银的青冈树木鞘可装十锭银子，从以上大量关于张献忠金银珠宝的来历的记载，可以有力地证明，张献忠“江口沉银”是实，决非虚构。
官方打捞金银珠宝
孙士毅捞获银锭万两 珠宝多寡不一
据王纲先生考察，清代四川地方官府曾组织力量在彭山江口河段打捞过沉溺的金银珠宝。据《大清历朝实录》记载，四川官府两次上奏打捞“江口沉银”，第一次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但因四川巡抚能泰有“贪污行为”，康熙“皆朱笔批不准行”而作罢。第二次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时署四川总督孙士毅奏请打捞“江口沉银”，因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冬，有江口渔人捞获专门装金银的木鞘一具，向彭山县令倪鼎铨报告，倪鼎铨立即上报四川总督孙士毅。孙士毅闻报后，速派官员前往江口组织打捞。捞获的银锭万两有余，珠宝多寡不一。
从清初以来，四川民间多次发现和捞获江口沉溺的金银珠宝。江口沉船后不久，杨展在江口捞获过不少金银珠宝。杨展的幕僚费密著《荒书》记载：“(杨)展始取以养兵，故上南为饶。”《见闻随笔》亦说：“后为杨展捞取以赈川南残民，皆此日所沉物云。”顺治、康熙年间有打渔人捞到过零星金银珠宝。嘉庆十九年《彭山县志》载：“居民时于江中采获。金银多鑴有各州、县名号。”乾隆及其以后各朝至解放前江口亦时有零星金银被捞获。
1990年，彭山人邬长福在江口夫子岩(即邬痞子)河道钓鱼时，钓到青冈木做的金银鞘及银锭。1991年，乡农机站在江口上江口岸边梅花五村开山，从泥中发现有“闵杰”字样的明代银锭两件，各重三斤七两。后来，淘砂工人先后在河中发现有金杯、金耳环、金叶子、银锭等物。近些年来，甚至出现民间盗挖倒卖江口文物的不良现象。
据2017年3月21日《华西都市报》载，1月5日开始，“江口沉银”考古发掘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已发掘面积10000余平方米，共出水文物10000余件，包括西王赏功金币、银币，大顺通宝铜币，金册、银册和银锭,同时还有戒指、耳环和发簪等各类金银首饰，铁刀、铁剑、铁矛和铁箭镞等兵器。
我们相信，这次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仪器和仪表进行的考古发掘“江口沉银”，必将取得空前的效果。通过考古发掘，其出水文物不但具有极高的科学、艺术和历史价值，而且对于研究明代的政治史、经济史和军事史，特别是进一步研究和认清“张献忠剿四川”的真伪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当前，考古工作者正在层层发掘散落战场的“折戟沉沙”——文物，以实物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破解“江口沉银”的谜团。
文/林彬(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张献忠研究中心秘书长、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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